堂名款系指瓷器上书写或刻划私人住所或书房名称，作为私家用瓷或收藏标志的款识，内容包括堂名、斋名、轩名、室名、书房名、楼名，阁名等堂名款最早出现于宋代，明代后期形成风尚，清代则更为流行，民国时期继续出现，但已不及清代丰富民国堂名款具有以下几个特征：首先是一些达官贵人用瓷多有堂名，如袁世凯的“居仁堂制”、徐世昌的“静远堂制”、曹锟的“延庆楼制”等这些瓷器均为当时名家所造，史载，军阀曹锟曾出重金聘潘旬宇彩绘文具，但是否所有署“廷庆楼制”款识的皆为曹锟用瓷，或皆为潘氏所绘尚需考证这部分堂名款均以印章形式出现在作品的底部。

其次是文人雅士多有堂名，尤其是彩瓷名家，如潘甸宇之“古欢”、王琦之“甸甸斋”、程意亭之“佩古斋”等从严格意义上说，这类款识应称为艺人画室款识为妥这部分款识见有印章形式，书写在器物的外底，亦有与书法款识相结合书在器物的外壁，而以后者居多更为常见的是以书法形式的综合性堂名款识，如张志汤的“星江张志汤写于珠山亦陶斋西窗”既有籍贯、姓名，也有斋名由于这类款识已在人名款中加以介绍，故不再赘述。

民国时期瓷器上署以堂名的器物较为多见，情况亦较为复杂，最为关键的是不能以款识中是否有“斋”、“轩”等字样便定性为堂名款因民国时期瓷器生产厂商号之名亦多见“轩”、“堂”、“斋”等字样貌似堂名，实则为商号，与主人的关系不大如活跃于1920-的彩瓷名家梁兑石，民国初毕业于饶州窑业学堂，回南昌后开丽泽轩瓷店，请艺人按顾客要求绘制瓷器，由于忙于经营，无暇自己彩绘当时的南昌名家刘希任作品多被丽泽轩购买，而邹文侯、万云岩均曾受聘于丽泽轩瓷店彩绘民国时期的堂名款见有大德堂、古松斋，古月轩、乐陶斋、乐古堂、乐善堂、如意馆、竹清山房、竹萧山房、怀仁堂、廷庆楼、居仁堂、昭德堂、退思堂、惟一斋、慎德堂、静远堂、碧云山房、澄怀园、觯斋、藏经山房等除居仁堂为袁世凯所用堂号、静远堂为徐世昌所用堂号、延庆楼为曹锟所用堂号、觯斋为郭葆昌所用堂号外多不可考常见的艺人斋堂画室之名有甸甸斋，字仲珊，天津人天津武备学堂毕业，后投靠袁世凯被推为直系军阀首领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打败奉系军阀张作霖后，控制了北方政局，次逼总统黎元洪下台，又以五千银元一票收买国会议员，被选为大总统，世称“贿选总统”第二次直奉战争中，为所部冯玉祥囚禁获释，初居开封，后寓居天津署有“廷庆楼制”款识的器物较少因延庆楼为北京中南海中的一座楼名，故此款器物当为曹氏主政北方时所定烧图104为红釉观音瓶底款，红彩双框内篆书“延庆楼制”四字，结构不稳，左小右大，笔划粗细不匀另见有红彩楷款“延庆楼制”环书在瓶口里面，甚为少见觯斋主人觯斋为郭葆昌号郭葆昌(1867-)，字世五，河北定县人，曾在北京西安门德聚成古玩店曾任袁世凯“中华帝国”的陶务署监督，在景德镇督烧洪宪瓷器在督烧洪宪瓷后，曾为自己烧造了一批瓷器见有“觯斋”、“觯斋主人”、“郭世五”等款识，觯为古代饮酒器具，以此为别号，可推知郭氏有饮酒之好图105为粉彩婴戏图瓶底款，红彩方框内篆书“觯斋主人”四字，线条硬直，为传统的铁线篆，篆法较“延庆楼”款识要好器物甚为少见民国瓷器署有堂名款的绝非上述几种，由于资料阙如及不知主人姓氏，且民间粗糙之器上的堂名款识又极难辨认，故有待于日后考证搜集石庐为梁兑石画室款识，活跃于1920-，图106炉钧釉印盒底款，红彩双方框篆书“石庐”二字，外框粗，内框细，线条硬直梅花馆制图107粉彩山水图洗，底款为红彩“梅花馆制”，此器胎细釉白，绘画精湛，虽不知作者是谁，但仍不失为一件绘画水平较高的佳作会馆也叫“公所”，是旧时都市中同乡、同业的封建性团体清初，景德镇陶瓷生产发展，人口不断增加，更有外省、外县人到此做工经商，为了共同维持生活和联系同乡人，各地会馆应运而生一般以县府为单位，也有的以省和少数毗邻地区联合组建而成它是民间组织，经费来源主要是同乡中富裕大产的捐助、人会者缴纳的人会金、先人牌位的安放祭祀费会馆的主要活动和作用有：集会、祭祖、排解商业纠纷、调解内部矛盾、济困恤贫，资助办学等民国时期在景德镇有湖南会馆、祁门会馆、南昌会馆等福建会馆座落于中华南路窑弄口，创建于清中期，图108粉彩观音立像，底款为方框阳文楷书“福建会馆”四字。

该款是研究景德镇民国时期会馆的珍贵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