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一、“桃花美女”彩瓷：一个奇特的文化现象仕女画由咸丰历同治、光绪，瓷器的生产更是江河日下，尽管光绪问在制瓷的质量上稍有反弹，但与清三代比较仍然相去甚远，随着封建帝制的垮台，这种反弹也是回光返照，终究昙花一现与此同时，以千瓷都景德镇御器厂为代表的官窑瓷器也每况愈下光绪当朝，御器厂难以维系，于是，光绪二十九旧称贵族妇女，字伯蕴，号香白，又号七芗费丹旭道(光)之际，画坛寂寥，人物画成就更微较有影响的如改琦、费丹旭等的仕女画，造型近于唐寅、仇英，笔墨则借鉴华*，清新隽雅是其所长，气格酸颓则是其所短，一时浅斟低唱，风靡士林”费丹旭代表作《红楼梦十二金钗图》之一的“黛玉葬花”(见图)，画中人物就纤细柔弱、隽秀清丽画面中的环境以淡色晕染，空灵秀丽一株弯曲的桃花树，足底一片芳草，衬着一小块山石，与“倚风娇无力”的画中人十分和谐统一费丹旭的长子费以耕(生卒不详，活跃于同治、光绪画坛)画承家传(见图)，包括清末“海派”画家钱慧安(生，l卒字吉生，号双管楼，宝山今属上海市人)等，他们也工仕女画，又对这套模式推波助澜这不仅影响了同时代的画家，也被瓷器画工追风模仿，直至最后形成了完整的“桃花美女”瓷器纹饰笔者认为，费丹旭父子当为“桃花美女”纹饰之鼻祖费丹旭父子的画风，显然受清代文人关于女性形体美的总结和提炼的影响，反映出同时代文人的审美倾向清代著名戏剧家李渔在《闲情偶寄·声容部》中，对女性的形体美作了专门的论述他认为：“女性妩媚多端，毕竟以色为主”，即以女性的容貌和形体为主，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首先是肌肤，皮肤是否白嫩是女性美的第一标准；其次是眉眼，以细长清秀为最美，其性格必然柔和聪慧；第三为手足，手以纤纤玉指为最美，美女的脚“但求窄小”而又善于走路者为最美；第四，美还在于有“媚态”，即魅力费丹旭父子笔下“清新隽雅”而又“气格酸颓”的仕女形象，作为一种画风，为何会符合晚清、民国时期社会大众的审美倾向，并为彩瓷画工所仿效呢?这显然与这个时期的社会环境有关前已述及，鸦片战争后，清王朝国势渐衰，山河破碎，社稷危亡；而中华民国虽然推翻了封建帝制，但军阀混战，外族入侵，内忧外患文人心中充满了忧伤、颓唐和改朝换代的感慨，他们不谈国事，淡出政治，努力刻画“桃花美女”，试图忘记周围发生的一切这些“清新隽雅”而义“气格酸颓”的仕女画风，一定程度上折射出文人墨客酸颓的心态，影响民间大众审美观，但“桃花美女”纹饰中人物形象的“清新隽雅”气息，则更容易被大众传统审美情结所融合，成为近代民众的社会集体审美意识再说，费丹旭原为宫廷画家，在瓷业画匠和广大民众看来，其作品显然属于美术界的“官窑器”，而瓷业又历来有模仿官窑器的传统习惯，因此，“桃花美女”纹饰中的人物形象，在晚清、民国时期最终演变为人们喜闻乐见的内容也就绝不是偶然的了“桃花美女”彩瓷由于主要以民众生活实用器具为主，绝人多数的制瓷都比较粗糙，它的胎骨、釉质、器形都不能与前代名瓷相提并论，有的瓷胎厚重，有的釉色较闷，有的甚至手工拉胚器形不甚规整但半个多世纪以来所表现的画风惊人的统一，犹如一个人设计创作，时代特征十分明显其中，更有一批“桃花美女”民窑瓷绘画匠，坚持以孜孜不倦的创作态度，制作了一些较好的“桃花美女”彩瓷，这些作品便成为留给后世的宝贵的文化遗存。

著名陶瓷文化学者熊寥在描述近代名家陶瓷制作特征时指出：“他们非常看重瓷器画面的布局、艺术效果，面对绘画和雕塑的载体（即瓷器胎骨、釉面等）的讲究，则退居到次要地位笔者认为“桃花美女”彩瓷，也感染了这一特征“桃花美女”彩瓷在晚清、民国事情风靡一时，时隔半个世纪后，又被人们所看重目前，我们对那可时期产生“桃花美女”瓷器后引出的奇特的文化现象，还在深入探讨之中，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民间会进一步暄起收藏和研究热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