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陶瓷艺术史的史学研究与心理视角在《古代艺术史》对特定的艺术作品系统的阐述，详尽地勾勒了古代艺术从兴起、发展到衰落的历史逻辑，其思想的深度和研究的深度开启了艺术史学研究的大门【1】从英国的约翰?拉斯金所言：“历史学者无论作什么选择都面临种种窘境如同所有探求知识的人一样，他必须在两种同样有说服力却又相互矛盾的理论之间找到自己的途径第一个理论是：认识者与被认识的事物是不同的，有待研究和理解的，是一种已经确定了的现实；第二个理论则是：认识者与被认识的事物不可避免地纠结在一起，我们的身份、民族性、性格、宗教以及所用的语言等都塑造了我们看待世界的态度”【17】这也恰如其分的揭示了陶艺史的体与陶艺史研究之间的辨证关系陶瓷艺术一方面作为历史地发展人的文化的一部分，和其它的文化形式一样是处在新旧更替之中，这是陶瓷艺术史的普遍和无可抗拒的规律，是我们把陶瓷艺术史看成人类的文化发展的特殊印迹的第一根据。

比较而言，古代陶瓷艺术研究确实未能揭示出现代陶艺所呈现出的个人精神生活的复杂性和内在矛盾现代陶艺从附属的、装饰的成分成为一种卓然独立的艺术样式，在新的形式之中，陶艺家们也塑造出以往陶瓷艺术所无以企及的自然美、具体甚至人性化了的对象并且陶艺史过程身是最为具体不过的现象群落，充满着诱人的哲学思考值得认真对待的还有陶瓷艺术史学的研究方法事实上，我们并不陌生那种先铺陈某一时代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状态再以一般的社会发展框定陶瓷艺术史的诸发展阶段的文模式，不仅既远离了对陶瓷艺术史身的独特规律的深入发掘，而且也无形之中使陶艺史的研究沦为至多是社会政治史的某种附庸而已这种“史”的过于扩张的趋势客观上也把陶艺史研究的某些外围要求，如与陶艺身的性质相关甚少的考证，无意地提高到了不恰当的重要位置上应该确证的是，陶艺史毕竟不只是求证一般的史实甚至其中的繁缛环节陶艺史更为根的旨归还在于揭示通过视觉化载体表达的人类审美的特殊追求的历程及其内在的诸规律否则，陶艺史将很难显示自身独立的特定品质确认陶艺与社会方面的特殊关联的关键，在于由此深入到陶艺史身的“内在机制”与“形式意义”的生成的认识，才不至于人为地排斥或贬低内容与形式的联系，而能逐步走向陶艺史的整体面貌相反，一方面是貌似客观的社会历史背景，其中塞满了与社会政治史中所运用大同小异的材料，另一方面则是对艺术家及其作品的罗列前者所视而不见的正是陶艺史身的历史机制的话，后者却是对陶艺家及其作品的生命个性的相对漠视后者的情景更为影响陶艺史研究的质量提升陶艺家在创造活动中投入了大量的、独特的和深刻的生命体验，其中有十分具体的痛苦、欢乐、悲哀、赞颂和欲望等不能切入他们的个性世界及其作品的独特生命世界，就成为一种空洞的承诺意大利的名画家瓦萨里在《名人传》中写到：当我着手撰写这些人的生平时，我并不想通过艺术家作品的清单对艺术家们只作一种罗列而已……我不仅努力叙述艺术家的所为，而且还竭力要把平庸的作品与好的、更好的和最好的作品加以区分，同时又不无审慎地注意画家与雕塑家的诸种方法、习惯、过程、行为与心理等，探求……艺术完善化与衰微的种种原因和根源……【18】这种自觉的觉悟体现了艺术史很早就被认定是一种理智的追求然而，在陶瓷艺术史学研究中还表现出学者们总是羞于理论，很少阐明他们借以展开研究而必须确信无疑的理论：历史变迁的理论、形式作用的理论、相关性理论、功能的理论，以及致关紧要的检验理论这种负面性实际上也延伸到了当代的研究情境之中，并且造成了体制化的结果这样陶艺史不知不觉地在理会、整理与描述四件事情：一件陶艺作品的形成；一个陶艺家的生平；所谓陶艺运动的轮廓；以及与上述相关的某一主题的重现这种几近套路的研究同样在现代陶艺史领域里有所表现我们若要改变这种负面性，强化和提升陶艺史学者的理论意识，获得一种超越的动力，那么反思现代陶艺史方法论的要求就显得尤为必要了而且陶艺史研究者的焦灼感极为引人关注，这种双重性在于既不满足研究的现状又刻意超越前人看待于此，必须用一种批评的眼光审视那些运用哲学理论阐述陶艺史问题的激进学者这当然有过程的形式，也就是说他们几乎都要从哲学理论切入，经过文学理论和批评，再回到艺术史问题上但这种迂回的方式可想而知又难以达到尽可人意的水准另外一个让人苦思所想的问题，后代的陶艺家如何超过前人的创作与技巧，陶艺的携助与陶艺的创作的关系，陶艺品的真伪问题，何种渊源或是引发了后来的作品，为何导致一种风格走向另一种风格的有序进程，等等如果陶艺史研究所需的就是诸如此类问题以及无数次的重复的话，又势必会把人们引向一种狭窄而又封闭的陶艺史观从陶艺史学的相关性方向看，关涉两种不同的研究视角：前者侧重于从陶艺史现象的外部性作为研究对象近几十来，人们对明代或明代以前的文献作过许多发掘、考证、校刊与注释，丰富了人们对古代陶瓷的深层认识，为今后陶瓷史的研究树下基石如《景德镇陶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