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款分为款、干支款与特殊款，其中款即文中所说的帝王号款，“大明宣德制”、“大清乾隆制”即属于此列；特殊款则是指诸如“大明造”、“大清制”等只有朝代而无具体号的款识干支款则是由六十一轮回的天干配地支来标注瓷器的代款识，有时会附于帝王号之后，如“万历丁丑造”；有时则直接标之为“辛丑制”，将帝王号省去，为此部分出土陶瓷器皿无法通过其纪款来得知其出产代元明清时景德镇生产的瓷器，常被陶瓷艺人以青花写上纪款，而刻划款、模印款与釉上彩书写款的纪款也时有出现纪款多被书于陶瓷器皿的外底中心，少数写于器皿的内底心或肩、腹等内沿处，所采用的字体多为楷书，篆书、行草也可见到由于纪款可以说明陶瓷制造的准确代，为此是古陶瓷鉴定时最为重要的依据之一。

而倍受陶瓷收藏者重视的堂名款，则可以透露出瓷器的制作机构等有价值的信息堂名款指在定制的瓷器表面打上自己的堂名、斋名或号，从明嘉靖间开始大批出现，并从此延续下来，到道光以后至清末时减少，所涉及的人从九五之尊的皇帝、显赫一时的权贵，到儒雅风流的文人、手艺精湛的工匠将堂名、斋名等文字烧制于陶瓷表面，堂名款的用途等于是私家藏瓷的标志，为此也有人将它称为私家藏款、室名款以及斋名款堂名、居名、殿名、楼名等均可作为堂名款的内容，多见于官窑瓷器，民国时不少陶瓷业的能工巧匠也喜欢使用堂名款著名文物鉴定专家耿宝昌曾对清代的瓷器进行过统计，发现属于堂名款一类的瓷器就多达250余种。

堂名款在明代之前的瓷器中少有发现，到明正德时就已出现“赵府制用”堂名款，而嘉靖间最著名的堂名款就有“东书堂”、“滋树堂”、“敦仁堂”与“竹书居”，隆庆间则有“大茶房”、“秦府”等，万历时的“玉堂佳器”则是名声最隆的堂名款康熙间的陶瓷曾被要求不得题写款，为此促使了堂名款的进一步普及使用，“中和堂制”、“康熙辛亥中和堂制”、均为当时官窑常见的堂名款雍正时的堂名款则少于康熙，比较为人所熟知的有“文石山房”、“朗吟阁制”、“浩然堂”等乾隆时的堂名款使用频率则又超过了康熙时期，提供给皇帝使用的御器便采用过“养和堂”、“避暑山庄”、“彩秀堂”等款识。

这一时期的达官贵人所用过的堂名款，则以“玉权书屋”、“听松庐”等为代表道光之后堂名款的使用开始减少，到咸丰间的仅剩“履和堂”、“竹有恒堂”等。

袁世凯所使用的瓷器底部则有“居仁堂制”字样的堂名款，为青花或红彩所书写的篆书或楷书民国时的徐世昌等当权者所用之瓷，也有“静远堂制”、“延庆楼制”等堂名款此后一些包括“珠山八友”在内的著名陶瓷艺人，也以个人画室为内容作为其绘制之瓷的堂名款，王琦的“甸甸斋”、王大凡的“希平庐”、程意亭的“佩古斋”、王步的“愿闻吾过之斋”均属于此列以瓷绘鱼藻见长的邓碧珊，就喜欢使用文字内容为“晴窗读书楼”的堂名款民国时与堂名款相似的瓷器款识，还有在陶瓷底部注明的生产商铺名称，其中最广为人知的是“江西瓷业公司”，而“江西义成公司”、“刘芳盛号”、“黄福兴”号也是其中的代表说起民国瓷，不能不提到诸多陶瓷款识中的寄托款，相对其他款识而言它有些特别，它在陶瓷器物上书写的帝王号款为摹仿前朝的产物，但制作者却并非有意通过此举以假乱真，达到制造假古瓷的目的明清瓷器中寄托款十分常见，最早出现于明武宗正德间，当时制作者仿造的乃是明成化间的瓷器，以此表达对前朝陶瓷工艺水平的尊敬与纪念清康熙时期的瓷器制品，无论是官窑还是民窑，都大批量地在器皿上标注“大明宣德”、“大明成化”、“大明嘉靖”等寄托款而到了清光绪至民国时，斗彩、青花等瓷器则普遍打上康熙时的帝王号款，不过仿品与真品在款识的字体与颜色上都存在差别。

“原国营艺术瓷厂曾大量生产各种仿古瓷，其产品的底部均以贴花工艺标注着‘大清乾隆制’等寄托款”50岁的王志广将一只粉彩花瓶翻转过来，花瓶底部蓝色的寄托款清晰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