鸿永景德镇陶瓷艺术馆资讯：从新疆回来后，一朋友喊我到他的家里喝茶朋友是位摄影师．日子过得富裕．居然在南锣鼓巷附近租了所四合院住着——那其实是某个大宅子的半套南屋．院子当间一堵墙，把原本气派、敞亮的空间给一分为二，我去看了看那被隔断的北院，杂草丛生地荒在那里，整个一出《聊斋》——据说这房子的产权是海军后勤部的坐这院子里喝茶有气场很自然的．我们聊起前几天洪晃从“史家胡同51号”院被赶出去的事儿。

洪晃是北京城里一名流，章士钊是她外公，章含之是她亲妈．乔冠华是她继父，陈凯歌是她前夫……“史家胡同51号”原本是章士钊的宅子，产权却是外交部的,，章含之去世之后，外交部要求洪晃从“史家胡同51号”院搬出去，洪晃称此举是“刨了我的根儿”。

我说：他们家都成文物了，这根儿就不是她洪晃一个人的了不是这样的吗？最近一段时间，因为一只宋代哥窑青釉葵瓣口盘被损坏，故宫博物院被再次推到舆论的风口浪尖．故宫方面解释说是因为一位研究人员的操作失误所致，但舆论对这样的解释依然是不依不饶．直言“故宫不再是谁的私家花园，故宫的盘子其实也就是大家的盘子，盘子碎了，要是不能给公众及时交代，那可就真是对着公众在撒气使脸色了”这话的关键词是“公众所有”。

所谓“文物”，应该是指公众共同拥有的文化遗产几前，我在报道“中国的世界遗产”这个选题时．曾经采访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北京办事处文化项目专员木卡拉先生，他当时纠正我说：既然上了世界遗产名录，那么它就不仅仅是中国的、更是全人类的……这位联合国官员因此建议我改“中国的世界遗产”为“世界遗产在中国”鸿永景德镇陶瓷艺术馆资讯：类似木卡拉先生这样的认识．本应该成为收藏界的常识。

我最近看到一则报道，说有一次辽宁省文物局搬家，看守库房的老太太发现一只旧木头箱子里面全是画．有百幅之多，大连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当即派人商谈准备全部买下．可是，人家不卖呀！他气得直叫“这个死榆木脑袋就是不开窍……”这个故事的结局是王健林最后还是得手，“打开一看，举座皆惊，因为里面全是名家真迹，吴冠中、刘海粟、傅抱石、李可染的都有，他激动得彻夜不眠如此公然的巧取豪夺．居然堂而皇之地广而告之，只能说是我们这个社会的悲哀几前．中国美术馆策展委员会成员、艺术评论家水天中先生曾经公开呼吁，建议“艺术家不妨把眼光放远一点，应该把最能代表自己的作品留在自己手上．或者交给具有学术地位的收藏者收藏——最理想的收藏就是国家美术馆——这绝不是唱高调．而是为艺术家作实际、长远的打算”现在，面对上述种种的社会“活报剧”．水中天先生还会坚持这样的吁请吗？上个世纪代以来，市场经济配置资源的优越性重新受到重视，市场化改革不仅在开放的中国推波助澜，更是席卷全球，在这一背景下，出现了私有化和放松政府管制的两股浪潮，其核心就是如何看待政府与市场二者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

在放松政府管制方面，那些传统上认为应该由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能否以市场化方式经营．就成了问题的焦点我们可以看到在此背景下，关于市场化与产业化的喧嚣在舆论上呈现出怎样的一种跋扈，它甚至成为一种话语霸权．似乎只要一提市场化、产业化经营就必然是正确的．正是这种社会意识，为今天的文化遗产管理带来如此的乱象（作者系《锦绣》杂志主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