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山，在景德镇市中心景德镇四周群山环绕，在方圆数十里的小盆地中，一座不太高的山峰，平地矗起，登临其上，可以俯瞰四周景色，全镇风光，尽收眼底相传秦时番君吴芮，巡视番县东境地区，曾驱马上山，因而称立马山。

到唐时，人们认为“地绕五龙”，正式取名为珠山宋代程晖《珠山晚跳》诗中说：“崿立南中山特起，群龙却是献珠初”元朝末，于光镇守浮梁时，曾驻兵珠山，称为行合，号珠山为蟠龙山明朝称为纛山，大约是于光曾驻扎在这里的缘故吧但人们仍然相沿唐代的习俗，称这里为珠山明朝初，朝廷看中珠山的形势好，在这里设置御器厂，珠山遂成为御器厂的镇山古代称一主的主山为镇山，有镇压群邪、威镇一方的含义御器厂的明朝初创建，一直延续到清朝末，长达五百之久民国初，袁世凯复辟帝制，居然想重建御窑这同他的洪宪帝一样，只是昙花一现罢了宋朝之后，景德镇曾有官窑、民窑的区分但宋、元期间的官窑，实际上是从民窑中“百中选一，千中选十”，挑选烧造精良的瓷器作为贡品，一般是有命则贡，无命则止，并没有设置生产御器的专门机构和窑场可以说，这种官窑实际上是寓于民窑之中《元史》记载，（元到元十五）曾在景德镇设立“浮梁瓷局”这个瓷局还不是专门生产御器的机构，主要是负责向各窑场摊派、收购、输送、检查等任务，是官府对窑场进行征派的机构明朝御器厂创建在什么代，有不同的说法，至今众说纷纭，一直没有统一主要的说法有三种，一说是明太祖洪武二，一说是洪武三十五，一说是明武宗正德初由于资料不足，目前还没有一个为大家都能接受的说法（洪武元），明军攻克大都（今北京），随后进军东北、西北、西南各地（洪武二），统一战争处于尾声，国家还没有安定，朱元璋出身贫寒，了解民间疾苦，正在实行缓和阶段矛盾的政策，如在这个时候设置御器厂，必写要加重饶州地区民工的负担，估计在洪武二设置像后来那样规模巨大的御器厂不太可能。

有材料说，洪武三十五建立的御器厂，是“改陶厂为御器厂”的有可能在洪武初曾设置过规模不大的“陶厂”，也可以说是一般的官窑，还不是正式的御器厂说洪武三十五设置御器厂，是根据景德镇市政府内明朝崇祯十（）《关中王老公祖鼎建贻休堂记》碑文，碑文说：“我太祖高皇帝三十五，改陶厂为御器厂”如果从表面上看，这句话也不足信因朱元璋在位只有三十一，哪有三十五置御器厂的事呢？但是，如与其他资料对证，这一说法的可靠程度却比较大如清朝人汪忣在《事物会原》卷二十《古饶器》中说：“明惠宗建文四壬午，始开窑烧造，解京供用”应该说，这是一个有力的证明，它解开了明御器厂设置代之谜洪武三十一，如加上建文四，恰好三十五为什么抹掉建文帝的号呢？这是明成祖朱棣搞的名堂朱元璋的长子朱骠早逝，朱元璋死后，由皇太孙朱允炆继位允炆的叔父朱棣不服，凭借实力，打着“靖君侧”旗号，起兵夺取了侄儿的皇位为了表明自己是正统，是直接继承父位，便不顾历史事实，下令削去建文号，将洪武号延长到三十五，这就出现了四没有朱元璋的朱元璋号的怪事所以，御器厂的设置，实际上是建文四（）的事至于说正德初设置了御器厂，来源于清乾隆间编撰的《浮梁县志》，卷五《陶政》中说：“正德初，置御器厂，专管御器，寻以兵兴，议寝陶息民，未几复置”这是说御器厂是在明武宗正德初设置的，因为出现战事，有人建议停止制造御器，以休息民力，不久，又恢复了御器厂这段清朝人写的文字，是抄自明朝人的作品不知道是漫不经心，还是另有所据，竟同明朝人王宗沐的《江西省大志》的叙述有了出入。

原文是说：“正德初，置御器厂，颛菀御器先是兵兴，议寝陶息民至是复置”这段话的意思是非常明确的就是在正德初之前，因战事发生，为了休息民力而停止了御器厂的生产，到正德初时，才重新恢复御器厂清清楚楚是说御器厂在正德初之前就已经有了，只是后来一度停办，这时才重办的可见正德初才设置御器厂的说法，是不准确的事实上，在正德初之前，各朝御器厂已经烧制了大量的瓷器近来，在珠山御窑发现了许多珍贵的永乐、宣德、成化间的产品，这些产品都是正德初之前历朝御窑烧制的，这是最有力的证明附带要指出的是，乾隆间编撰的《浮梁县志》，对这三种说法，都在书中的不同部分加以叙述，而不予置评不清楚是因为县志的编写出于众人之手，而不能统一，还是由于主编者的才识、学力不足，或大意疏忽所致在历史上编撰的许多方志中，经常出现这类一事数说的情况，这需要我们予以鉴别。

朝廷设置御器厂，随即委派专门负责管理御器厂的官员，名为督陶官，或称督陶使明朝的督陶官，一般以中官也即宦官充任如詹珊《重建敕封万硕侯题师主佑陶碑记》中说：“我朝洪武之末，始建御器厂，督以中官”在整个明代，基上都是以中官督理陶政说基上是中官，就是有时还会派地方官兼管陶政如宣德间（1426—），就曾以营造所丞督理陶厂又如嘉靖间（1522—），曾遴选江西一些州府的同知轮流担任督陶官但这种情况往往不能持久，主要是这些地方官不能领会最高统治者的旨意，因而遭到谴责，或者被斥退所以，在明代，地方官督理陶政，只是一种补充或过渡形式，主要是由中官掌管御器厂的权力明代皇帝君临天下二百多，一直把宦官作为统治工具，派中官来景德镇掌管御窑，可说是皇上的既定方针清代统治者一变明代的做法，把中官督陶看作弊政，予以革除，而由朝廷直接派员充当督陶官所委派的官员，大都熟悉陶务，或愿意钻研陶务在清代，很有几位作出贡献的督陶官员。

这是清代吸取了明代经验教训的结果乾隆以后，以榷九江关使管理，并以饶州同知、景德镇巡检司监造督运，遂成定制清代还对御器的经费和工匠制度，作了必要的改革，规定陶瓷制品的价值如何估算和最后核销，经费由正项钱粮弃算，或者由淮安析闸关拨给钱粮8000两开销；工匠制度，由匠役制改为雇募制资金来源和劳力供应，历来是工业生产的两个基问题清代的改进，必然带来瓷业的进步明代初，御器厂的位置在珠山之南，周围墙垣约2.5公里，房舍按照一定的规制兴建，是一组典型的封建官办工场建筑。

关于这方面的情况，陆万垓的《万历江西省大志.陶书》，记载得非常详尽这里，我们不妨作一详细的介绍御器厂的建筑，分管理和生产两部分管理部分是典型的封建衙门建筑它的中间是三间正堂，接着是一间穿堂，再接着是三间寝堂，堂后高阜上筑一亭，明代题额“兀然”，清代改为“化绩”正堂的两旁，还各有三间厢房东南开着三座门正堂的左边建有官署官署开设大门三座，正堂三间，东西廊房六间正堂之前，有仪门三座，鼓楼三间，东、西大库房各六座，内外库房八座御器厂的东边，是九江道的衙门，西边是官员的公馆生产部分的建筑，分“作”兴建“作”，相当于现代的车间御器厂共分二十三作：大碗作、酒钟作、碟作、盘作、钟作、印作、锥龙作、画作、写字作、色作、匣作、泥水作、大木作、船木作、铁作、竹作、漆作、索作、桶作、染作、东碓作、西碓作各作房间多少不一，有的多至三四十间，少的只有一间御器厂的窑，分为六种，即：风火窑、色窑、大小火监火黄窑、大龙缸窑、匣窑、青窑，共计九十二座厂内有媝井二口，船柴房十间，水柴房九间，放柴房八十七间，烧窑人役歇房八间为监管工人劳动，有督工亭三座，狱房一座为麻痹工人，在厂内建有玄帝、仙陶、五显三座神词，在厂外建有师主神词，对陶瓷工人软硬兼施，加强控制清代基上维持时代御器厂的“厂署规则”，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进步，也有所改进和变化我们将清代《景德镇陶录》卷一的“御窑厂图”，同明代陆万垓《万历江西省大志》记载的明代御器厂规制相对照，可以看出清代御窑厂废匠役制，改为雇募制相联系的；还可以看到，明代御器厂中的大碗作、酒锺作、碟作、盘作、锺作等五作，清代调整为大器作、小器作、仿古作、雕镶作、创新作，把制品性质相同的圆器各作，合并为大器和小器等作这些改进，是与清代窑业分工益趋合理，和在明代基础上不断创新的一致的同时，清代御器厂在头门外修建了一座屏墙，屏墙与头门之间，建有东、西甬道，与街市相通明、清两代御器厂的性质，一直是学术界探讨的热门课题宋、元时期，景德镇陶瓷业已相当发达，但还不具备工场手工业存在的条件，基上是“陶氓食工，不受艺佣”，属于独立手工业者经营的小手工业作坊和家庭作坊同时也应看到，由于镇瓷业长期以来的不断进步，制瓷工场手工业的物质技术基础已经逐渐形成了，只要有拥有最低限额数量资雇主的存在，只要有待雇的自由劳动者即准手工工工人的存在，工场手工业便会宣告产生但是，这样的条件，在明代初期还不具备明代初期实行匠役制，这种匠役制，有古老的传统这是中国封建社会官手工业中徭役劳动者的户籍制度这些手工劳动者被固定下来，世代延袭，所谓“工之子恒为工”他们被称为匠户，他们的户籍被称为匠籍，他们被征发去服役，被称为匠役这些手工业者，人身依附于官府，工作受制于行会虽然明代初期和元代相比较，窑户们的处境已有所改善，但还没有也不可能有根的改善尽管南宋以来镇瓷业中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终将为自己开辟道路，总要找到适当的、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允许的生产形式和社会形式，但一时还不可能出现在欧洲有过的那种工场手工业，而只能先出现官办形式的制瓷工场手工业，这就是御器厂御器厂有雄厚的经济来源，有在匠户制度下众多的轮流执役的手工劳动者，而它的组织者正是朝廷、官府从御器厂的组织和分工来看，是相当完备和细密的，有许多局部操作，大都由专业性很强的工匠担任从这方面观察，御器厂具有明显的以分工为基础的工场手工业的性质例如，它有烧、做两行的作坊，有制坯作坊、制匣钵作坊、春碓陶土的作坊，还有制作各种大小圆琢器的作坊，和各种辅助性质的作坊，如泥水作、大木作、小木作、船木作、铁作等，确是应有尽有，无所不备在御器厂内部，已经把社会上与制瓷业有关的各种手工业行当包揽无余从这个意义上说，御器厂是名符其实、门类齐全的大型手工工场但是，从御器厂工匠的来源和待遇来看，我们对御器厂的性质，就会有进一步的了解御器厂工匠的来源，大部分是通过编役、上班等形式，小部分是通过霍募的形式而来的名列匠籍的工匠分为两类，一类找供役，免除其家的赋役；一类轮流上班，上班以外的时间自谋生计匠籍制度是封建统治者通过超经济强制，直接占有剩余劳动的一种方式在籍匠人没有人身自由，世代不变，它保证朝廷控制大量的手工业劳动力和劳动力的再生产御器厂的编役和上班工匠，都是基于匠役制被强制在御器厂内进行无酬劳动的，其中上班匠是名列匠籍的匠人，编役匠是明正德间（１５０６－）由管理陶务的中官梁太监新编入的民匠组合而成的霍募匠是通过雇募而来，在明代御器厂的初期数量较小，只是到了后来，才愈益增多他们的工银菲薄，一般日工银只有２分５厘，高的也不过３分５厘，月工银也只有７钱５分，至多１两零５分而且，有的工匠还是“拘获”来的，人身上也就没有完全摆脱匠户制的影响，不具有多少自由但是，雇募匠的性质，比之编役匠和上班匠，较能适应御器厂中以分工为基础的进步的手工业生产力雇募匠比编役匠、上班匠要前进一步在御器厂内，还有一种夫役制，称为砂土夫和上工夫，专门在厂内从事一些辅助性劳动，大多是粗活和笨重活。

砂工夫、上工夫，向饶州府所属七县摊派，数目比匠役稍多砂土夫计１９０名，上工夫计３６７名，共５５７名各县分摊如下表：饶州所属七县分摊砂土夫、上工夫数县名工种鄱阳余干乐平浮梁万安仁德兴砂工夫６４人３６人３８人１８人７人１０人１７人上工夫９７人５８人７２人５０人３０人３０人３０人砂土夫和上工夫的工食粮，每名每７两２钱“其银各府征解，府验发，浮梁县贮库”兴工的时候，“各夫赴县给领”，不是拨给御器厂散发，当各夫到浮梁县领取工食银时，贮库的工食银往往被官吏吞蚀，或者被移作他用，以致各夫领不到应得的银两编役匠、上班匠、雇募匠、砂土夫、上工夫等工作艰苦，生活无着，尤以各种夫役更为悲惨由此可见，如单纯从御器厂的生产组织或机体来看，应属于工场手工业的性质，但从那些从事生产的劳动者的社会地位来看，仍然处于严重被统治从属的地位，受着匠役制的羁绊御器厂中所存在的这种生产机体和生产者之间的对抗性，构成御器厂是一种匠役制下的手工业工场御器厂的性质，就是一种匠役制下的工场手工业出现这种状况，不是偶然的，有它的历史原因，从宋代以来，直接生产者所蒙受的超经济强制，正在逐步趋于松弛缓和，这一历史发展趋势，到了南宋以后，一度出现逆转，特别是蒙古贵族统治全国的时期蒙古贵族建立的元朝，曾对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蒙古贵族进入内地时，也把蒙古族身还存在的前封建制社会的劳动形态带了进来，使直接生产者的身份急剧下降表现在手工业者的身上，就是当时的系官匠几乎处于一种工奴的状态元代统治者把俘虏和搜罗来的工匠编为军匠和官局人匠，仅造作局院70余所就有系官匠人42万户，未入籍的只是少数“畸零人匠”这种系官匠人规定要世代相继，婚配不能自主，甚至不允许分户各炊元代景德镇官窑工匠，同样如此明朝代替元朝，窑户、窑工的地位虽有所改善，但要有更大程度的改善，以适应当时社会生产力性质，一时还不易实现，还需要时间这就是在明代手工业中实行匠役制的历史背景显然，落后的匠役制，在御器厂中已不能适应以分工为基础的工场手工业的性质和水平先进的生产机体，要求直接生产者的人身依附关系有圈套程度的减轻，即由匠役制改变为募役制，这有一个漫长的过程这时手工业者由元代的工奴地位转到明代的匠役地位，其依附已有不容忽视的改善正是国为有了这种改善，御器厂的工匠才具有某种程度的劳动兴趣和生产积极性正因为如此，明代的御器厂才名窑辈出，出现了高质量的永窑、宣窑和成窑等珍贵制品。

但是，随着明代前期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以及商品经济的发展，明代宫廷的需要激增，社会上对陶瓷制品需求量也大为增长，上述那种不适应的对立状况逐步发展和日趋激化例如，编役匠和上班匠生活艰难，服役繁重，“实不胜困”；砂土夫和上工夫存在“包泊冒领之弊”；工匠们生活无着，在加工青花颜料时，“匠师奸匿，众伙窃取”，如果看守严密，窃取青花原料遇到困难，匠师们气愤之余，就将青料大量堆积，造成烧制的瓷器“亮而不青，如徽墨色”；工匠们生产情绪低落，因循苟且，敷衍塞责，消极怠工等情况日渐严重凡事积微成著，积小成大，终于爆发了（明万历二十五）镇民反对太监潘相的斗争矛盾的发展，必将使御器厂中以分工为基础的先进生产力的生产机体，最终突破落后的匠役制，导致匠役制度逐步趋于瓦解所以，明代御器厂是一种过渡性的工场手工业，即向资主义的工场手工业过渡的一种工场手工业到了明代后期，已开始采取佣官匠，“万历十二，推官向撰申请班银编入征官解，匠稍苏矣；然而佣官匠之费犹在也”这就是工匠交纳匠班争，以为官府用作雇佣工匠之用匠役制度得到改进，工匠可以输银代役，工匠由力役改为银差以银代役，到以银雇募，这在当时已是历史的必然归趋匠役制度虽未明令取消，实际已经瓦解清代初，明令废除匠籍制度，班匠银摊入田赋征收清代御器厂基上实行雇募制，工匠的身分有了提高如明代御器厂中的狱房，至清代就废除了，这是一个明显的变化又如督陶使唐英曾说：“缘以良工心苦，惨淡经营，并未扑责一人，贻误一事，卒之陶务得以有成者，实非偶然”唐英在清代初期督理陶务多，成效卓著，究其原因，虽与他人的努力，即“良工心苦，惨淡经营”分不开，但他没有扑责过一人，却不能仅仅归结为他个人的品德和气度，而应当看成主要是由于明代人民和御器厂工匠长其斗争，赢了清初废除匠役制、解除贱民身份的胜利的结果清代前期，陶工的身分确实获得圈套程度的提高，生活待遇也有了相应的改善（清康熙二十）后，“凡工匠，物料，动支正项钱粮，按项发给”在唐英督理陶务时期，御器厂的工匠，每月的工食银约为2两，这比明代御器厂的雇募工匠，提高了1至2倍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景德镇瓷业极为发达，有的制品，胎釉的硬度和瓷胎的机械强度大体接近，有些还略高于现代优质瓷的标准，这使清代康、雍、乾三朝赢了中国古代瓷业生产的黄金时代的评价产生这种令人振奋的成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最为重要的原因，是匠役制的废除，陶瓷工人社会地位的提高，陶瓷工人生活状况的改善，从而使陶瓷工人有较高的生产积极性和较大的生产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