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以官窑为视角，探讨古代官窑对我国古代陶瓷产业发展、积聚、优化、升级与重大技术革新等方面的作用与机制，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国艺术陶瓷现状分析构建当代官窑的必要性以及若干建议[关键词]官窑陶瓷产业当代官窑启示鸿永景德镇陶瓷艺术馆资讯本文刊载于《陶瓷博览》：官窑出精品，无论是的元青花《鬼谷下山》大罐以2.3亿元人民币拍卖纪录震惊了国人，抑或是11月清乾隆粉彩镂空瓷瓶以5.5亿元人民币的成交额再次刷新了中国最贵艺术品的纪录，它们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国古代官窑高超的制瓷水平为什么古代官窑能产生出这么多精美的瓷器并多有创新和惊人之作，其深层的缘由是历代管理官窑的制度，它们包括历代政府对瓷器生产的介入方式和干预程度，官府窑场的设置与类别、管理机构、生产资金、督陶官员和匠人的来源等本文阐述的重点不是官窑制度本身，而是将官窑作为论文的切入点，探讨官窑以及官窑制度对我国古代陶瓷产业发展、积聚、优化、升级与重大技术革新等方面的作用与机制，在此基础上得到一些有的御器i窑l厂理论上，除皇帝外，他人不能拥有和使用御用瓷器建国后至改革开放前，也存在部分专门烧造党和国家领导人用瓷的窑场，它们被誉为“红色官窑”，如湖南醴陵窑曾为毛主席先后烧造7次共1555件生活用瓷而享誉海内外很显然，在我国，官窑瓷器已经成为陶瓷精品的代名词通常情况下，人们对官窑、御窑等概念不作区分事实上，御窑是官窑的一种，属官窑范畴内的一个分支，其独特之处在于它的产品供应对象是宫廷，且在生产过程中也加有皇帝的意志、受皇帝干预，这主要表现在器物品种、造型、釉色、纹样等各方面均视皇帝的喜好而定官窑分类表意义的启示我国古代官窑制度及其历史背景鸿永景德镇陶瓷艺术馆资讯本文刊载于《陶瓷博览》：作为最日常的器物，陶瓷的生产很早以前就受到我国先民的重视除了民间自发组织的陶瓷窑场外，还有一类就是由官府组织或者官府控制的瓷器窑场。

在我国，与瓷业生产相关的官府窑业制度，自秦汉始就处在不断发展完善但又各具时代特征的渐变体制中简单地讲，官窑就是历代官府经营生产陶瓷器的窑场，而政府对窑业的管理方法就是官府窑业制度官窑的分类，有专供皇室与中央官府的窑场，也有隶属于地方政府的窑场前者如北宋汴京官窑、南宋修内司官窑和郊坛下官窑，而后者包括宋代的宣州官窑、润州官窑、定陵官窑等明清两朝，在一般官府窑场基础上分离出了专门烧造御用瓷器文籍《吕氏春秋》记载“黄帝有陶正、昆吾作陶”，《史记·五帝本记》又载“舜耕于历山，陶于河滨”，此固然不能和后来的官府窑业制度相等同，但它足以说明最高统治者和官府参与陶瓷器的生产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考察中国古代瓷业生产的管理制度，因时代差别大略可分为以下三个阶段：晚唐至北宋初，是地方官府进贡瓷器给朝廷的时代见于《元和郡县志》、《新唐书》、《元丰九域志》、《宋会要辑稿》、《宋史》等书，当时给宫廷进贡瓷器的地方有河南府、越州、耀州、定州、青州、饶州、邢州等处此阶段进贡瓷器如同缴税，本质上是中央政府敛财的一种手段，是赋税的内容之一如《说文·贝部》：”贡，献功也”，“赋，敛也”《周礼，天官·大宰》“五日赋贡”陆明德释文说：“赋，上之所求于下；贡，下之所纳于上”五代至明朝初，官府具资设窑或设官督造的时代此一时期官窑场的情况比较复杂，隶属中央的窑场有南宋的修内司和郊坛下二官窑，元代浮梁瓷局所辖的窑场，明洪武二十六诏令在京师设立烧造少数器物的窑场；归属地方政府的窑场从实物铭记看有宣州官窑、润州官窑等处明宣德元以后的明清大部分时期，中国的官府瓷业生产表现为一种独特的、官御并存的官府窑业制度。

御窑只生产供皇帝使用的器物，御窑的生产资金出自内帑或内府，生产时所用器样也由内监或内府传下并多带有皇帝的旨意传统意义上的官窑则生产供各级官府公用的瓷器，其生存资金由户部或光禄寺支给。

我国陶瓷产业的千辉煌与古代官窑制度的作用众所周知，陶器为全人类所共有，瓷器则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伟大创造考古资料表明，距今一万前，早期手制陶器就在我国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出现从商代中晚期烧制的原始瓷器算起，中国瓷器已有3000多的历史考察我国古代陶瓷产业千变迁史可以发现：在隋唐之前，我国古代陶瓷产业发展处于自发状态尽管陶瓷窑场分布我国大江南北，但没有特别突出的窑场在全国显现陶瓷窑场的产生多数源于当地优越的制瓷条件如千瓷都景德镇，由于“群山环峙，四水汇流”，特别是拥有丰富而优质的高岭土，早在前的东汉时期就有了烧造陶瓷的记载鸿永景德镇陶瓷艺术馆资讯本文刊载于《陶瓷博览》：隋唐以后，我国古代陶瓷产业进入空前提高阶段，不同陶瓷产区特色开始彰显，逐步形成了越窑青瓷之类冰类玉、邢窑白瓷之类雪类银、唐三彩之独树一帜等，陶瓷精品开始纳入当朝统治阶层视线此时，朝廷获得的陶瓷精品多为实物税的方式宋元时期，我国古代陶瓷产业进入繁荣期在当时朝廷与地方政府的参与推动下，天下名窑竞秀如宋朝五大名窑“汝、均、官、哥、定”代表了当时最高的制瓷水平，而景德窑也在宋景德后异军突起，跻身天下名窑行列元朝统一中国后，瓷器生产进一步得到中央政府的重视，《元史·百官·将作院》记载：“浮梁瓷局、秩正九品，至元十五()立”浮梁瓷局的设置，对景德镇乃至中国制瓷业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很多瓷器新品种开始出现从目前传世及出土的瓷器看，元代景德镇除继续生产宋代已有的青白瓷和黑釉瓷器外，创烧的大量新品种有青花、釉里红、卵白釉、红釉、蓝釉、釉上彩以及孔雀绿釉等，这些都为明清两代瓷业再度辉煌奠定了坚实基础明清时期是我国古代陶瓷产业的集大成阶段。

在此阶段，当朝统治者在景德镇珠山设立御器(窑)厂，成为陶瓷产业发展的新引擎在御器(窑)厂的带领下，包括景德镇在内的全国陶瓷生产全面超越了前代，产品更加精益求精，新的器型、色彩、画面、内容等不断涌现，陶瓷生产呈现出百花争妍的繁荣局面。

官窑作为手工业体系中的陶瓷作坊，它一直存于我国古代各历史时期，是陶瓷生产者服役于国家的生产基地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官府窑场一直垄断着陶瓷器生产的高、新生产技术，并引导该行业的生产潮流从经济学的视角来看，古代官窑制度在推动我国陶瓷产业发展上发挥着重要作用：第一，官窑制度对我国陶瓷产业早期发展起着明显的催化与强化作用尽管在宋以前官府设立窑场的记载并不多见但是，地方政府以进贡的形式向朝廷上缴瓷业税，在事实上对地方瓷业的发展起着明显的正向激励作用，如古籍中记载的河南府、越州、耀州、定州、青州、饶州、邢州等地都在后来发展成为我国重要的产瓷区。

官窑制度对我国早期陶瓷产业发展、积聚的作用明显第二，官窑以及官窑制度成为我国古代陶瓷产业中后期发展、优化、升级的“发动机”与制度保证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整个社会基本处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再加上长期重农轻商的历史传统，私人手工业的发展长期受到压抑但是，陶瓷产业是个例外由于历代统治者的高度重视，各代均有精品瓷器问世特别是明清时期，御器（窑）厂的设立更是为陶瓷产业的技术革新与优化升级提供了制度上的保证，御器（窑）厂成为陶瓷产业发展的“龙头”与“发动机”第三，官窑的公益性与外部性明显官府窑场是我国封建社会时期特殊的产物，其产品的非商品性是它与民窑的重要区别官窑产品，特别是所谓”正色”产品，一般不能用于市场交换官窑瓷器的使用范围局限于宫廷，非奉旨或赏赐，即使皇亲国戚、高级官僚也不能擅自使用或仿烧正由于官窑生产不以商品交换为目的，这就决定了它生产中不惜工本，产品质量优异以御窑产品为例，从陶咸纪事碑记载看，每岁惯例烧造：圆器的上色品为一万六七干件，其落选之次色有六七万件，可知合格品与次品的比数约为1：4，而琢器上色品岁例二千余件，尚有落选次色二三千件，合格品与次品的比数接近i：1或1:1.5。

因此，尽管官府窑场的设立主要是为满足统治阶层需求，但是官窑的创新与精益求精的精神在事实上促成了陶瓷产业的技术进步在一定程度上，官府窑场可以看做是陶瓷产业技术革新的试验场其次，官府窑场也明显带动了周边民窑的发展以明清时期御器（窑）厂为例，尽管御器（窑）厂是由当朝最高统治者设立，瓷器的造型、色彩、画面、内容等也主要来自宫廷，督陶官也是由皇帝委派，景德镇只是个生产基地而已，用现在流行的管理学语言叫“oem”但是，御器（窑1厂必然会和当地民窑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到了乾隆后期大量的御窑瓷器已委托给当地民窑烧制第四，官窑已成为中华优秀陶瓷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陶瓷是历史发展的活化石，是民族心灵的结晶体在经济文化化、文化创意化的今天，以官窑为代表的中华优秀陶瓷文化遗产已成为我国主要陶瓷产区开展陶瓷创意产业、加快经济社会转型的平台与基础，官窑与官窑文化的社会性不容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