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瓷器与陶人我国古代文化是以儒家为代表的经学文化，重儒学轻科学与艺术，而做为艺术门类中一项的陶瓷虽与国计民生关系甚大，但生产者却不受重视以清代为例，瓷器生产达到了历史的最高峰，新品种新器型不断涌现，但在陶瓷史上留下名字的艺人寥寥无几，而督陶官员却榜上有名这不能不说是艺术的悲哀陶人之称呼，由来已久，其意也几经变化，战国以前为官名，冬官之属，掌陶器烧造，《周礼·考工记·陶人》：“陶人为濒，实二黼，厚半寸，臂寸”高诱注：“陶人，作瓦器之官也”汉代以后指烧制陶器的匠人《荀子…陛恶》杨惊注：“陶人，瓦工也”亦曾指陶俑《后汉书·汉武帝纪下》：“帝曰‘古者帝王之葬，皆陶人瓦器，木车茅马，使后世之人不知其处’”明清以来，多以陶人称谓从事陶瓷生产制造的工匠清朝末，御窑厂良工四散民国初，景德镇瓷器在挣脱了封建专制的束缚后，发展较快，涌现出一大批能工巧匠，对民国瓷业生产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然而遗憾的是他们多青史无名瓷器生产是一个技术性强、分工明确的手工产业，无瓷土不能成坯，无烧造不能成瓷，无釉及彩绘不能美化，无教育而无人才，可以说是缺一不可但人们对这些从业人员的看法却有高低贵贱之分，扬甲抑乙尤其是那些默默劳作的成型、烧造工人，社会从来没有给他们以应有的评价，他们理应是真正的陶人可“陶人”这顶帽子却只戴在了从事彩绘艺人头上新中国成立之后，这种现象有所改变，但也有不尽人意之处，如工艺美术大师的称号亦多授予从事陶瓷装饰者，而成型与烧造的能工巧匠则无此机缘，仅能是工匠而已这里并无对工艺美术大师不敬之意，只是为从事最基的瓷艺工作的“工匠”鸣不平中共景德镇市委、市政府授予的24户“陶瓷世家”中，见有非绘瓷世家，说明人们的偏见正在改变但从所见文字来看，厚今薄古的倾向较为明显，陶瓷技艺世代相传的介绍甚少民国陶人之多，涉及面之广，非常人所能想象，不仅有从事制瓷、绘瓷之人，还有实业家和教育家需要多说一点的是，民国时期的实业家，大多数是瓷业工人出身，学有专长，只不过是成为实业家之后，经营活动掩盖了他们的技艺而从事教育之人，虽较少亲手制瓷，但他们辛勤教学，桃满华夏二者皆为真正的陶人由于材料的不全，文所收录的民国陶人，只能是民国众多陶人中的一小部分以期知情者和材料的发掘，在日后增订，真正为民国陶人立传文按陶人所从事的行业分为实业、教育、绘瓷、制瓷四部分，每部分均以生为序排列生不详的放在后面陶瓷实业家刘庭熙民国时景德镇著名实业家，江西临川人少时去景德镇亿盛恒瓷行学徒出徒后任该行管事18岁时人天主教，教名保禄，并娶育婴女李金玉为妻后与兄弟在富商下弄开办红店“范永盛瓷号”，开店之初，采取发春炉(把白胎发给具有高超技术的画填师傅，类于今日外加工)的经营方式，生意稳定之后，逐步向雇工发展一左右时间，已小有名气，开始招收徒弟迁店到毕家上弄，生产规模不断扩大，雇工及徒弟多达80余人为上海教区生产的天主教圣晶瓷，使其生意达到了顶峰，并垄断了天主教圣晶瓷的烧造，行销世界达之久，鼎盛时期，拥有财产约百万银元因受抗日战争影响，市场萧条，生意全无，于抗战胜利前瓷号倒闭余用正(1892-)民国时景德镇实业家，字泳沂，江西都昌人出生于打渔之家，其父迁来景德镇，开始在一家白土行打工稍有积蓄后，自行开行余用正12岁时在舅舅家的柴窑中学习管事三满师之后，以全部余财人股，任管事，后因分红不甚理想，于撤股回家，经一番筹划之后，开办余正泰瓷号由于所学的是烧窑管事，而现在是做窑老板，学非所用，故边学边作，从原料配方，淘泥而做坯，印坯和刮坯、刹合坯及装坯等均亲自过问，逐渐由外行变为内行余用正极为重视信誉，故客户越来越多，为适应生产发展，由做一处四大器发展到兼做二白釉，并自行彩绘到时在狮子上弄购买土地，建起了一座柴窑，名为用正窑此时的余正泰瓷号的经营范围已扩大到烧做两行兼售瓷土，为景德镇窑业巨头中的后起之秀，由烧窑业推选为陶庆窑总老板，陶庆窑为清末民初烧窑业中最高层次的组织，当时的民谚有“坐着的浮梁县，着的陶庆窑”，可见其权势之大其所开的用正窑为景德镇公认的最好一座柴窑，一是地点适中，地理位置优越，周围均是做窑的坯户；二是窑厂宽阔，占地面积800多平方米，无论装坯、满窑、烧窑和开窑，操作方便王步的大件青花瓶、曾龙升与蔡金台的瓷雕都曾在这座窑中烧成20世纪代，市第二小学扩建时将用正窑拆除，当时有一位名叫余昌柏的把桩师傅为此恸哭，可见其影响之巨巢克谦(1893-)民国时景德镇实业家，又名巢老三，江西都昌人，出身于窑户青少时代来景德镇继承祖业，瓷号巢宝珍以生产青花梧桐和青花玲珑高级细瓷为主，远销海内外巢克谦有柴窑两座，有坯房数处，新罗汉肚家屋后有12间坯房，对面有坯房20余间，为脱胎器的主要坯房；蔡家街的坯房，生产罗汉汤碗；莲花塘的坯房，生产二白釉巢克谦从小学徒即画青花瓷，故对青花瓷的特点及工艺流程非常熟悉对青花的选料、配制深有研究建国后人民瓷厂获金奖的青花梧桐餐具，就是巢克谦的传统产品巢克谦擅于经营管理，注重技术，讲究商品信息，信守商业信誉，他生产的青花瓷，底上均有“珍”字印记，瓷商见“珍”字青花信任无疑为景德镇享有盛誉的实业家之一巢克谦还是一位爱国的民族资家，解放前夕，窑户纷纷停业，惟巢克谦坚持生产，对稳定景德镇形势做出了一定贡献倡导组建华光联营瓷厂公私合营后，任景德镇第三瓷厂副厂长，后任新平瓷厂副厂长景德镇市政协二、三、四届常务委员刘经荣(1896-)民国时景德镇实业家，江西都昌人少时随父亲来景德镇学徒，从事画坯学徒期满后从事画坯工作三，后弃工就商，与他人合伙做两个利坯的普通脱胎器，立足未稳之时，遭搭烧坯胎连续倒坍的厄运，遂采取扬汤止沸的办法，即只生产坯胎，不烧成品，结果债台高筑，几近破产就在这危机困难之际，恰逢这一景德镇瓷器生意好于往，烧窑户乘机涨价，特别是陶庆窑总老板把持烧窑行业，态度强硬，引起搭坯户的公愤经商议，搭坯户均不搭此人之窑烧坯，结果是总老板有坯不能烧，有窑不能满在得知刘经荣负债累累，拖坯满架，行将倒闭的消息后，通过同姓亲属关系，表示大力支持，尽快烧清积坯，加速生产周转一个是等坯满窑，一个是有坯无烧，互相利用也都有利可图行将破产的刘经荣合伙小窑户脱此厄运，复苏之后，刘经荣与原合伙之人分伙，单独经营铺号为“刘义昌甡”并在景德镇崭露头角抗日战争期间，冒险生产，以人弃我取的经营方式，扩大生产范围，增加品种，由做坯而烧窑，由普通瓷而细瓷，雇工人数由十几人增加到近百人抗战胜利后，瓷业生产供不应求，刘经荣抓住时机扩大生产，由瓷业的后起之秀发展成为拥有厂房十多幢、雇工140余人的全市第三大户历任同业公会理事，常务理事和理事长解放初期，继余昭华之后较早复工，对安定社会秩序作出了贡献带头联营，任建华联营厂经理公私合营后，任第五瓷厂副厂长退体，将自己近陶瓷生产经验写成《陶瓷圆器生产参考资料》一书，对研究民国陶瓷生产发展有一定参考价值杜重远(1897-)吉林省怀德县人公费留学日(另有说)，考入日仙台高等工业学校专攻窑业(另有日东京高等工业学校之说)学成回国，在沈阳筹建了生产日用瓷的肇新窑业公司，为中国第一家机制陶瓷厂，并被选为奉天总商会副会长九·一八事变后流亡北平，参加了“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和“东北抗日后援会”到上海支援抗日的十九路军，并加入上海各界救国会接办被迫停刊的《生活周刊》，并改名为《新生周刊》，为抗日救国呼号同去景德镇调查瓷业，向江西省政府提出振兴景德镇瓷业计划和措施，以便实现他实业救国的抱负底任江西陶业管理局局长上任之后的头一件事，就是创办陶业人员养成所，培养训练人才，以期“将近代的思想和陶业的初步技术灌输于诸同学，结业后共负改良景德镇瓷业的使命”在局长任内，对瓷业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主要有取消窑禁，实行工资制，缩短窑弄和成立陶业维持会在推进陶业管理局事业的同时，筹备资金，准备在九江兴办光大瓷厂7月因《新生周刊》的“新生案”入9月刑满出狱，再赴江西，视察九江光大瓷厂筹建情况，10月乘轮东下，准备在南京、上海等地设立瓷器推销处6月，再赴景德镇，并进行了两次激动人心的演讲从此，再未到景德镇底，南京沦陷，振兴江西瓷业无望，正式离开了陶业管理局为抗日救亡奔走1月赴新疆担任新疆学院院长，在新疆办学多有建树，10月为军阀盛世才软禁，夏遇害中共中央追认杜重远为革命烈士杜重远为改革江西瓷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虽不得天时，半途而废，但在景德镇陶瓷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饶名贤(1898-)民国时景德镇著名律师，实业家，江西临川人其父饶宝书曾任孙中山先生的法律秘书一度出任广州大元帅府的民政厅厅长饶名贤毕业于国立江西政法专科学校，一直从事国民党的地方党务工作开始职业律师生涯与人合伙在陈家岭上弄创办景德镇饰瓷合作社，以陈设瓷彩绘为主，日用瓷彩绘为辅饶名贤与当时的饰瓷名家过从甚密，高档瓷器均由当时的饰瓷名家彩绘对平息都抚两帮未遂的械斗起了重要作用汤大纶(1903-)原籍安徽太平，汤有光次子早毕业于日东京高等工业学校窑业科受杜重远之邀，出任筹建中的九江光大瓷厂总工程师，希望能尽己所学，尽己所能，使光大发扬光大，但因日侵华，满腔抱负终成泡影病逝于台湾，逝世前为台湾水泥公司协理饶华阶(?—)，民国时景德镇实业家，瓷业改良家，安徽祁门人出身贫苦，自小来景德镇学画瓷，出师后自己从事彩瓷加工民国初，在北京经营景泰蓝生意时，结识同乡康达康达任江西瓷业公司经理时，聘其为景德镇瓷厂厂长在此期间积累了丰富的管理经验，于辞去厂长职务，在迎祥弄口北侧开办“饶华丰瓷厂”，独立经营开始是做二只利坯的脱胎器几之后，逐步发展为有两处细瓷青花脱胎，一处白胎锅三大碗，计六只利坯，工人达100名以上的烧做两行大户饶华阶读书不多，但勤奋好学，实际文化水平很高，与其过从甚密的多为文人雅士这从成立的瓷业美术研究社推选他为副社长一事可以得到证明饶华阶在瓷业经营活动中，注重产品质量，讲究信誉景德镇瓷器检验的漏检率通常是10％，而饶华阶的漏检率总是在10％以下因其质量过硬，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曾在饶家定制了10桌104头中餐具献给蒋介石这批瓷器曾在南京太平商行展览，甚为轰动汪蹯接受国府订瓷后，圆器部分由饶华丰瓷厂承制而陶校承制的第二批国府瓷中赠给英国公主伊丽莎白的结婚用瓷的白胎亦全部由饶华丰瓷厂承做饶华阶具有生产管理经验，对景德镇瓷业中的种种陋习深恶痛绝，但仅凭一己之力很难改良，杜重远到景德镇后，对饶华阶颇为倚重，多次晤谈，并有书信往来聘其负责改良柴窑的工作杜氏改革之举多采用饶华阶与江梦九的计划，对景德镇瓷业生产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余昭华(1910-)民国时景德镇实业家，小字团头，江西都昌人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9岁时在景德镇冯茂和瓷号学刹合坯15岁时人私塾读书，17岁辍学做窑，做三只利坯的二白釉对锅茶饭(生产成型与瓷器营业均在一个作坊)，招牌为余鼎顺自己刹合坯，父亲打杂，母亲做伙夫由于余昭华是工人出身，熟悉生产的每一个环节，所以，生产的瓷器质量一直在同业中称雄，同时注重信誉，按期交货，绝不以次充好，如此，家业不断扩大，陆续购进坯房3幢，家屋1幢，成了中等窑户抗日战争爆发，许多窑户纷纷逃往乡下避难，余昭华则抓住时机，让父亲在景德镇继续生产，自己则低价买进瓷器，运往安徽屯溪转卖，同时又购进二白釉和灰可器，由鹰潭转运绍兴，又根据行情，购回景德镇瓷用青花料、金水及布疋等生活用品为了能在绍兴扎稳脚跟，在绍兴一次救济灾民活动中，捐献价值40石大米的款项在绍兴租赁房屋，与人合伙开办华昌蛀瓷庄，专营瓷器批发，在宁波、余姚、苏丹i等地设有栈行由于资金周转迅速，家业随之发展到窑屋1幢，家屋2幢，坯房7幢，工人108名，成为烧做两行，自行彩绘兼行商的大窑户1月任灰可器公会理事长4月下旬，景德镇解放，余昭华在黄金埠处理完准备运往绍兴的瓷器后返回景德镇在党的政策感召下，于5月下旬率先恢复生产，并利用自己的影响，说服动员同行开工，在恢复和发展生产中起到积极作用，被选为景德镇市陶瓷生产联合会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成为景德镇私营工商业的上层代表人物在1月召开的景德镇二届一次各界人民代表大会上，以近乎全票的172票(173名代表)，当选为副市长，并任市工商联一至六届主委，市民建一至五届主委及全国工商联一至三届执委余昭华对景德镇瓷业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刘重华(1916-)民国时景德镇实业家，别名世清，江西都昌人，景德镇刘万顺瓷号创始人刘万安之子幼时人私塾，古诗文基础深厚17岁在家设馆教书三，后在天后宫、小港嘴、武举弄等小学担任教员、校长等职亦曾任浮梁县政府社会科科员、国民党区分部执委等30岁时弃学从商，参与刘万顺瓷号的经营，并将瓷号发展到鼎盛阶段建国后，曾任烧窑同业公会副主任等职王学辉(1920-)民国时景德镇颜料名家，江西婺源人接手父亲于代末期所开的王志荣颜料店，为避免倒闭，日夜苦干，依靠经验与不断实验，在绘瓷颜料上有所突破在经营中坚持信誉至上，保证质量，并认真听取用户意见，不断改进颜料配方，使排名最末的王志荣店在成为景德镇最大的颜料店艾早发民国时景德镇实业家，江西临川人其父艾润生于民国初期创办艾荣生瓷号，从事提梁壶生产由于经营不善，去世时欠有外债艾早发为走出困境，与瓷商达成以瓷器分期分批抵销欠款，并预付资金，再订部分瓷器的协议一左右便还清了欠款，重振瓷号艾早发精于经商，抗战期间，曾去武汉买瓷器发现武汉棉纱比景德镇便宜，便用买瓷器的货款购买一船棉纱船到九江时，发现九江棉纱售价比景德镇高，而黄金售价比景德镇低，便抛售棉纱，购进黄金，为瓷号扩大生产积累了资金艾早发在经营中，根据市场需要，以销定产，抗战时市场搪瓷脸盆奇缺，便及时研制釉下彩瓷盆，造型规格同于搪瓷器，市场颇为热销他注意创新，曾研制出镂空花纸工艺，以代替传统的手工画坯，提高了工效，降低成，增加了盈利又改进匣钵，提高烧造量传统的100件提梁壶在一只匣钵中只能装两把，浪费空间，他与制匣师傅共同研制了一种能装三把的匣钵，不仅较老匣钵增加了1／3的容量，而且经久耐用，降低了烧炼成解放前夕，建起了一座从湖南引进的阶梯窑，成为琢器行业中首次实现成型、烧造两大工艺配套生产的厂家艾早发待人诚恳，讲究信用，在同行中享有较高声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