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theinfluenceof"porcelainofrequirement"inthewestontheoverglazecolorporcelainintheqingdynasty（景德镇近现代陶瓷研究所景德镇市333000）鸿永资讯本文刊载于《陶瓷研究》：因远隔重洋、路途遥远，中国与欧洲之间文化艺术和贸易的直接交流在很长时间内几乎处于空白直到明代晚期时，随早期欧洲航海家抵达南中国海，从此开启了中欧直接贸易的序幕，中国商品大量远销西方，这其中，瓷器是最吸引欧洲客商的中国产品之—西方客商不仅仅满足于挑选中国瓷器，其中一部分客商还应王公贵族的要求前来中国特别订制瓷器，西方“订烧瓷”开始兴起清康熙时期始，西方“订烧瓷”进入发展高峰期，西方客商纷至沓来，带来大量样品要求中国瓷工制作，促使清代瓷器特别是釉上彩瓷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与传统风格产生了显著差别，揭开了中国釉上彩瓷发展的崭新篇章深入研究西方“订烧瓷”对清代釉上彩瓷发展的影响对于我们更加清晰地理解清代釉上彩瓷在艺术、工艺、文化等各方面的新变化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
1．清代西方“订烧瓷”概说“订烧瓷”系指外国客商根据本国需要前来中国订制瓷器，从器型、纹饰以及胎釉等各方面都提出要求中国瓷器在很早以前即大量出口，但从东汉直至宋代，订烧行为却并不多见，绝大多数产品是纯粹的中国式样，并未依据各国文化习俗作适应性调整元代时，一部分外销瓷出现了显著的异域特色，特别是青花瓷，似专为外销中东国家而制，订烧行为有可能已经出现，如今藏于土耳其、伊朗等国的青花瓷即可能为当时中东国家王公贵族所专门订烧明代晚期时，西方国家来到中国南方沿海，并大量购进中国瓷器，大规模订烧行为由此开始。
明代西方“订烧瓷”主要类型为被称为极具特色的克拉克瓷克拉克瓷以盘沿的多开光装饰为主要特征，带有浓郁的西方色彩进入清代以后，清初战乱的频仍使西方“订烧瓷”行为几乎为之断绝直至，天下大定，康熙帝解除了海禁，才迎来了西方“订烧瓷”新的黄金发展阶段清代西方“订烧瓷”的主要客商已由晚明时的荷兰东印度公司而转为英国东印度公司，但法国、荷兰、葡萄牙、西班牙以及稍晚加入的美国、瑞典、俄罗斯等等欧美各国客商数量亦不少。
清朝政府采取的是闭关锁国政策，一方面，希望通过外销以达到增加财政收入的目的，但另一方面却对西方客商严加防范，特别是从乾隆二十二开始，只允许西方客商在广州口岸活动，并且活动的范围和时间都加以十分严格的限制，西方客商对华贸易活动必须由带有官商性质的“十三行”经纪商中介进行尽管有着种种严厉的限制，但十七、十八世纪欧洲已经掀起“中国风物热”，中国瓷器受到欧洲王公贵族的热捧，因而，仍然每都有大量西方商船前往中国订烧瓷器欧洲许多贵族委托这些客商订制各种专门用途的瓷器，价格高昂、式样繁多，与中国传统瓷器有着显著区别清代西方“订烧瓷”与明代相比有着显著区别，无论是种类还是数量都有明显增多，尤其是在纹饰方面差别更为突出明代西方“订烧瓷”除构图布局外，在纹饰上仍以传统纹饰为主流，而清代“订烧瓷”则绝大多数为西方式纹饰，异域色彩更为明显，在欧洲受欢迎程度更高清代“订烧瓷”绝大多数为釉上彩瓷，只有少部分为青花瓷以及雕塑瓷等清康熙时期，“订烧瓷”以青花和五彩产品为主，而至雍正、乾隆时期则转为以粉彩、广彩、珐琅彩瓷为主西方客商订烧专用瓷的方法主要有：第一、带来各类欧式金属器皿、精陶器、珐琅器等实物前来订烧与之相仿的瓷器；第二、带来大量油画、版画作品，包括人物、风景、静物等类型，要求中国瓷工仿制；第三、带来各类木制模型及图纸要求中国瓷工仿制2.西方“订烧瓷”与清代釉上彩瓷的大发展鸿永资讯本文刊载于《陶瓷研究》：中国釉上彩瓷在明代时仍很不完善，品种单调且缺少色阶变化，而进入清康熙时期以后出现显著的变化，达到空前发展的新阶段促使清代釉上彩瓷大发展的因素众多，而其中西方“订烧瓷”的大幅度增长是至为关键的原因之一清代西方“订烧瓷”中，青花瓷的数量急剧减少，釉上彩瓷订烧量迅猛增长，从而使清代中国瓷业生产中釉上彩瓷所占的比例迅速超越青花瓷而成为产量最大的瓷器品种这一变化的重要原因是：清代时，以法国宫廷为中心的欧洲审美风尚发生了剧烈变化，对华美富丽装饰风格的推崇占据了主流，从而导致对华青花瓷需求量的衰减和釉上彩瓷需求量的大幅上升西方“订烧瓷”风尚的转变首先刺激的是清康熙五彩瓷的大发展康熙时期，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俄国沙皇彼得大帝等欧洲王公贵族纷纷向中国订烧瓷器，其各类制品以五彩装饰为主，其中尤以极富丽堂皇的纹章瓷为主流。
康熙时期，景德镇应外商需求生产制作了数量很大的五彩外销瓷，绘制精湛、色彩绚丽康熙时期发明了釉上蓝料，而蓝料极可能是在西方客商带入的珐琅蓝料基础上研制而成的康熙五彩中还加入大量珍贵金彩，使之更显富丽，显然亦是应西方客商需求而特别制作的由西方客商带来的珐琅器等还源源流入康熙宫廷中，促成了珐琅彩瓷的创烧。
随着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去世，路易1—五登上王位，欧洲审美趣味亦迅速发生变化，由宏大威严的巴洛克艺术而转为纤柔瑰丽的洛可可艺术这一变化由西方客商“订烧瓷”要求的改变而迅速传达至中国瓷业生产，引起釉上彩瓷的再次强烈变化中国瓷工开始使用西方客商带来的各类釉上彩料，并努力使之符合中国釉上彩瓷生产工艺，从而催生了新型釉上彩瓷秦粉彩的问世雍正时期，粉彩瓷全面成熟，其纤弱秀丽的风格特征正符合欧洲当时的审美习尚，并引起王室贵族的竞相订购，而对硬朗粗犷的五彩瓷需求则急剧减少正是西方“订烧瓷”审美倾向的变化使得五彩瓷衰败，粉彩瓷成为主流，粉彩在当时被称为洋彩西方“订烧瓷”的最初产地为景德镇，因地理位置偏僻且无法与外国客商直接洽购，故并未能完全满足西方客商的需求，尽管景德镇画工十分努力，依然有许多产品与西方客商所提供的画样貌合神离，从而使充当中间商的粤商常蒙受巨大损失于是一部分粤商为更好地满足西方订购商的要求，购进未进行彩饰的景德镇白胎瓷，在广州设立工场，在欧洲客商及聘请的外国艺术家直接监督下大量结合运用西方釉上彩料进行生产，及时更正错误，从而能够最大限度地达到西方客商的高要求，这就形成了别具特色的“广彩”瓷广彩瓷是景德镇与广州瓷工共同智慧的结晶，在雍正时期兴起并在乾隆时期达到发展高峰，成为西方“订烧瓷”的主要类型之一3、西方“订烧瓷”对清代釉上彩瓷艺术及文化影响鸿永资讯本文刊载于《陶瓷研究》：尽管清代西方“订烧瓷”绝大部分流向欧洲，中国本土存世量极少，但对中国釉上彩瓷艺术风格的影响仍然是极其显著的，形成了鲜明的清代风格，与明代及更早的中国传统釉上彩风格产生了明显差别，风格更为多样、纹饰更为丰富、技法更为成熟，达至釉上彩发展史的巅峰时代中国瓷工在制作“订烧瓷”时掌握了大量西方彩绘技法，即所谓“泰西画法”，并将这类技法转植到其他釉上彩创作中，从而产生了令人耳目一新的感觉，满足了清代上层社会猎奇崇珍的心理，于是中西合壁逐渐成为清代釉上彩的普遍做法中国传统五彩采取的是单线平涂技法，并不讲究透视、层次、光影等关系处理，而在绘制“订烧瓷”的过程中，不少工匠通过模仿西方油画、版画及工艺品绘制方法，摸索出一套能表现西方画面的成功技法，如粉彩瓷的以玻璃白打底然后进行油料渲染的技法即能够成功地表现物象的层次感清釉上彩参用两洋技法自康熙晚期即已萌生，而至乾隆时则大行其道，并且不但参用西法，还大量借用西方绘画题材与纹饰正如寂园叟所著《陶雅》中记载：“乾窑瓷器，不便画碧睛棕发之人，其于楼台花木，亦颇用界算法命曰洋彩”这表明，至乾隆时期，原本专用于西方“订烧瓷”中的绘制技法已经成为乾隆整个时代通行的做法，西方异域风情已经成为乾隆朝釉上彩瓷的普遍特色乾隆之后，西方“订烧瓷”数量迅速减少，这样使得清代釉上彩瓷得以借鉴革新的外来影响相应减弱，凶循乾隆做法而少有创新中国明末清初时期釉上彩瓷器构图以颇具文人特色的疏朗布局为主流，而至清代时则渐渐转向繁密，两方“订烧瓷”是其中重要的影响推动因素西方“订烧瓷”在构图上普遍具有繁缛细密的特征，中国瓷工在不断制作此类产品时，费时较长且价格高昂，潜移默化中将纹饰的繁密程度与价格相对应，从而形成将构图小断繁化以追求利润最大值的做法，这即是造成清代釉上彩构图整体发展呈现日益繁密的显著趋势除在艺术上影响清代釉上彩瓷以外，还带来了显著的文化影响，西方文化因素通过持续不断的订烧行为而将其深深地烙印在清代釉上彩瓷上西方“订烧瓷”的画样题材丰富，人物图主要表现的是西方神话传说、宗教故事、爱情故事等；风景图则表现的是欧洲田园、建筑、名胜、船舶等等；静物图则表现的是室内陈设品、花篮等等：另外还有别具一格的描绘有贵族、军队、公司等团体徽章的纹章瓷这些具有浓郁西方文化色彩的图案纹饰通过“订烧瓷”大量地传布于清代釉卜彩瓷中，‘些图案还发展为典型清代纹饰，使清代釉上彩瓷中包含有显著的西方文化印迹4、结语清代西方“订烧瓷”对中国釉上彩瓷发展的影响是极为显著的，乾隆之后，西方白产瓷日益发展，对中国产瓷需求量急剧下滑，“订烧瓷”数量锐减，使巾国釉上彩瓷陷入停顿发展时期，清末时走向了独立发展的道路，出现了浅绛彩瓷这一极具中国民族气质和文人情怀的新型釉上彩西方“订烧瓷”虽早己成为历史，但其在中国釉上彩瓷造型、纹饰、工艺、文化等各方面均形成了深远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