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御窑厂，永宣以后，其派烧数量有所减少，甚至驻厂督陶官撤而复遣、遣而复罢的现象也时有发生，最明显的是弘治朝，十八窑事不著但到嘉靖期间，烧造数量不但激增，而且岁派之数量不停据乾隆本《浮梁县志》记载:“嘉靖二十五，烧造数倍，十百加派，合省随粮带征银一十二万两，专备烧造，节支尽。

嘉靖三十三又加派银二万两，亦烧造支尽”由于烧造数量增多，不但有驻厂督陶官，而且岁解督运官员，亦是往来于镇上京师之间嘉靖时督运官王世懋，来御厂督运岁解时，形象而生动地记述了当时景德镇瓷业盛况，他在《纪录汇编》圆园远卷中《二酉委谈》里说:“天下密器所聚，其民繁富，甲于一省，余尝分守督运至其地，万杵之声殷地，火光烛天，夜，令人不能寝，戏之曰:四时雷电镇”这几句话，反映了明代制瓷业之繁荣，整个镇区都在捶打瓷土，响声震地，烧造瓷器的窑场火光冲天，全镇是一个工地，一个手工业的巨大作坊，把这个震耳耀目的市镇，称之为“四时雷电镇”，的确是恰当不过了这种火光冲天、杵声殷地的情景，不仅是御窑厂，更为甚者，是民营瓷业在明代中后期，民间窑场不再是依靠在原料产地，而是沿着东河、南河流域及昌江两翼向市区集中。

在市区五条长沟出土物中，明初的民窑青花瓷较为少见，大量出土物多为明代中、晚期青花制品这一现象说明，当时从事商品生产民间青花制瓷业，已从陶瓷生产每个阶段，日益变成独立的部门，专业从事制瓷手工作坊随着社会分工的扩大和商品经济不断发展，促使民营窑场激增明代正德以后，欧洲国家不断来华经商，《竹园陶说》称:“海通之初，西商之来中国，先至澳门，后则趋广州”那时的广州集中了中国所有最美好的货物，而最突出的就是瓷器由于广州和珠江的地理位置有些与英国伦敦、泰晤士河相似，所以西方的商人称之为“东方的伦敦”。

所有停泊在广州港的外国商舶，都要根据船的长度支付关税，欧洲商人的贸易活动，是在中国海关官吏的警惕而又戒备目光下进行的由我国官府特殊经营的对外贸易商行，称之为“十三行”，这一名称，相传始于明代。

景德镇在嘉靖、万历时期的瓷业生产，正顺应了这一形势，因而民窑得以迅速发展，民窑中的精品，可以与官窑产品比美，但产量数倍于官窑，因此，在嘉靖期间，“官搭民烧”由一时权宜之计，进而形成御窑厂的固定制度。

清代饶州府通判、署浮梁知县陈滴曾说:“景德一镇，则又县南大都会也，业陶者在马，贸陶者在马，海内受陶之用，殖陶之利，舟车云屯，商贾电鹜，五方杂处，百货俱阵，熙熙乎称盛观矣选”这段话，若与四时雷电镇相对应，那么，明清时期，景德镇繁荣富庶所形成的都市之雄、瓷业之盛的壮观场面，便能历历在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