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故宫变迁始末★★★清宮收藏，承襲自宋、元、明三朝宮廷，再加上清朝的收集，文物極為豐盛中華民國成立，一直留住在紫禁城北部的內廷中民國三（1914）政府在紫禁城南部的外廷設立古物陳列所，並將前清熱河避暑山莊和瀋陽故宮的文物撥交該所民國初軍閥混戰，直到民國十三（1924）馮玉祥進駐北京，由於馮氏一向反對清室，乃命溥儀遷出紫禁城，設置「清室善後委員會」，聘任李煜瀛（石曾）為委員長。

馮玉祥說：「此次到京，自愧未作一事，祇有驅逐溥儀，才真可以告訴天下後世的人，而無慚愧的」溥儀留住紫禁城期間，流失文物難以數計，馮玉祥的「逼宮」行動，使得文物不致繼續流失，其功不可沒次（1925）雙十節，故宮博物院正式成立，同時展開展覽；其下分轄古物、圖書兩館，圖書館又分圖書、文獻兩部十七（1928）六月，國民革命軍進入北京，國民政府命易培基接管故宮十月公佈「故宮博物院組織法」，故宮正式成為國民政府之下的一個機構，院下分設古物、圖書、文獻三館易培基任內，持續原有的查點文物及編目工作，加強文物展覽；同時進行刊物和專書的出版到了民國二十五（1936），出版品已多達數百種，這是故宮在中國大陸的黃金時代民國二十（1931），九一八事變以後，中國北方局勢動盪，國民政府決定將故宮文物南遷南運上海的文物共分五批，總計運出13,491箱，同時也附帶運出了分藏於古物陳列所、頤和園和國子監的文物6,066箱二十三（1934），政府任命馬衡為國立北平故宮博物院院長二十四（1935），故宮挑選精品，連同古物陳列所的文物，前往英國倫敦參加「中國藝術國際展覽會」二十五（1936）十二月，故宮又將存放上海的文物運至南京朝天宮新建的庫房存放二十六（1937），七七事變爆發，故宮將八十隻鐵箱文物精品用輪船運往武漢，轉長沙、貴陽、安順，最後運往四川巴縣，這是一路其次上海戰事失利，南京故宮同仁搶運出文物16,000餘箱，包括古物研究所和頤和園的，分別由水陸兩路撤離水路首先經由長江運到漢口，接著運往宜昌，抵達重慶南北兩岸的倉庫，後又西運樂山陸運撤離的文物用火車載運北上，再轉隴海路西行，運抵陜西寶雞，又用卡車運往南鄭、褒城，最後抵達峨嵋抗戰期間，故宮疏運到後方的文物因仍存放箱中，所以主要業務著重在維護，但其間仍展出五次，其中一次是前往蘇聯國立故宮博物院的另一根源，是民國二十二（1933）在南京成立的中央博物院籌備處，延聘中央研究院史語所長傅斯兼主任，下設自然、人文、工藝三館次李濟接任籌備處主任二十六（1937）十一月，中博籌備處的文物箱件也水運西遷，首先運抵重慶二十八（1939）以後，又分別運往昆明、樂山，最後運抵四川南溪戰亂中，中博籌備處仍進行對川康民族、舊式手工業、西北史地、彭山漢墓等考察和發掘的工作，成績卓著民國三十四（1945）八月，日本投降；故宮先後將巴縣、峨嵋、樂山三地的文物集中到重慶，然後再運抵南京中博籌備處的文物也全部運回南京，政府將古物陳列所撤銷，該所南遷的文物撥交中博籌備處三十七（1948）秋，國共戰爭形勢逆轉，故宮和中央圖書館、中央研究院史語所、中博籌備處決定挑選文物精品運往台灣該底，第一批文物箱件由海軍載運駛離南京，抵達基隆次，第二批文物由商船，第三批箱件仍由海軍載運故宮運台文物共2,972箱，只是北平南遷箱件（13,491箱）的百分之二十二，但頗多精品中博籌備處運台的有852箱，也多是精品運台圖書文物，政府成立國立中央博物圖書院館聯合管理處聯管處將文物遷往台中縣霧峰鄉北溝新建的山邊庫房存放，又開鑿防空山洞聯管處時期，進行對文物的抽查、清點；接著從事整理編目，先後編印了多種書籍，並有小型陳列室對外開放參觀其間也曾挑選精品前往美國，先後在華盛頓國家美術館等五處展出，先後在華盛頓國家美術館等五處展出，也參加過紐約「世界博覽會」由於北溝場地有限，交通不便，無法發揮博物館應有的功能，因而決定遷建新館；院址選定在台北近郊的外雙溪五十四（1965）新館興建完成，行政院頒佈「國立故宮博物院管理委員會臨時組織條例規程」，任命蔣復璁為院長。

新館館舍定名為「中山博物院」，以紀念國父孫中山先生故宮遷來台北之後，陸續擴建數次，陳列空間逐漸擴大五十七（1968），又將圖書文獻從書畫組中劃分出來，使典藏文物單位由原來的古物、書畫兩組擴編為器物、書畫、圖書文獻三處五十九（1970），又在文獻處之下增設圖書館。

其業務略舉大端：如對文物重新點檢、整理，詳細登錄；並且與其他機構進行合作交流如六十起協助台灣大學歷史研究所增設中國藝術史組，這是台大藝術史研究所的前身該組作育出許多藝術史研究人才，部分並在故宮任職六十七（1978），與國史館合作校注《清史稿》，後由國史館整理增訂出版為《清史稿校注》故宮也展開編輯和研究的工作，先後出版了多種期刊、專書、目錄，以及書畫、器物、善本古籍、清代文獻等書冊和裱裝畫軸、手卷等故宮積極選派人員出國培訓、考察，及參與國際學術性活動主辦數次國際性學術討論會，如五十九（1970）的「中國古畫討論會」；挑選精品出國參展，在日本大阪的「萬國博覽會」和韓國漢城的「中國展覽會」，均大獲佳評★★★部分瓷器品★★★明晚期嬌黃錐拱獸面紋鼎高16.8公分，口徑13.3公分圓鼎式爐身，口沿飾雙立耳，底接管狀三足，足壁飾泥條通體罩施嬌黃色釉，釉質透亮，側視微現五彩光澤爐身前後兩面劃獸面紋，間飾以金錢紋和朵花，底刻「周丹泉造」四字楷款，為本院典藏唯一刻有周丹泉款識的作品周丹泉活躍於十六世紀末至十七世紀初，善仿古瓷，能以奇木造器，同時匠心獨具也能疊石造園據說嘉靖末，周丹泉曾仿作一件定窯鼎爐，引起收藏界的騷動據《韻石齋筆談》的記載，仿造之前，周丹泉先「以手度者再」，再以「片楮」摹花紋，燒造出來的成品竟與原作無纖毫差別讓藏家唐鶴徵嘆服之餘，以「四十金」作為代價，買下偽作，作為收藏的「副本」足見周丹泉技妙入神及其影響的層面清康熙寶石紅觀音尊高25.6公分，口徑7.3公分，足徑11.1公分清康熙四十四至五十一（1705-1712），江西巡撫郎廷極奉派前往景德鎮御窯廠管理燒造事宜，生產的瓷器中有一種遙仿自宣德的紅釉器，色澤鮮豔，特別引人注目因是郎廷極監造之下的產物，所以稱為「郎窯紅」此瓶形制和觀音手持之淨瓶相似，故又有觀音尊之稱瓶口不規則的脫釉，則是郎窯紅作品的典型風格明宣德寶石紅僧帽壺通蓋高19.2公分，口徑長16.1公分，口徑寬11.2公分，足徑7.6公分，深16.6公分，重880公克壺口沿呈三階漸高邊，形似僧伽帽，故名。

尖流，扁把，把兩端刻如意形飾，一端貼於腹間，一端貼於帽沿並有突棱豎起與口沿平立直頸，碩腹，圈足，附寶珠鈕蓋，蓋面三層呈傘狀，一邊有繫孔，一邊凸出與流口密合器外通體施紅釉，釉色鮮紅並帶類似橘皮上的針孔氣泡眼，口、足、帽沿邊等出筋處，呈現白邊，內部及底白釉泛青胎骨勻細，圈足露胎，細膩潔白，間帶鐵質斑點器無款，底刻乾隆御製詩：「宣德中製，大和齋裡藏撫摩欽手澤，吟詠識心傷潤透硃砂釉，盛宜沆瀣漿如云僧帽式，真幻定誰常」「乾隆乙未仲春御題」鈐印二：「古香」「太璞」。

另僧帽壺座上亦刻有「雍邸清玩」款識，可見其受雍正、乾隆兩位皇帝的賞愛宣德寶石紅為世所稱，口、足或轉折棱邊常見留一道「燈草邊」白邊，為紅釉普見現象寶石紅僧帽壺，深受清宮帝后喜愛，清佚名畫「胤禛妃行樂圖」之四幅中，雍正妃傍的立櫃格上即置有寶石紅僧帽壺，與其他青銅器、汝官窯等器陳列一起，其珍貴可想而知清乾隆茶葉末六聯瓶高24.2公分此品造形奇特，分別由五隻相同尺寸、形制的瓶子環繞著中央的主瓶，共同構成一件獨立完整的作品其實經由透視，得知瓶肩以下六瓶的器身彼此相連，肩部以上的細長頸則隻隻分開特別是周邊的五管長度齊平，而中間的主瓶長度稍長，正好強調它是由六隻瓶子所組成的一件作品瓶頸的外壁各出現一周細稜，器身無紋，表面罩施茶葉末釉，濃釉積聚處顏色較深，釉薄處呈現黃綠的色澤，底刻「大清乾隆製」六字篆款傳世的雍正官窯已經出現像雙連瓶、四連罐等由多件瓶子共同組合完成的作品，至乾隆時期，御窯廠再加以發揮，盡力燒造「雙管瓶」、「三級瓶」、「四喜瓶」、「五岳瓶」、「六孔瓶」和「七孔花插」等同時融合技術與想像為一器的新瓶式透視六連瓶的構造，發現其組合相當別緻即六聯瓶中間的主瓶瓶身從上而下分別開挖出五個穿孔，每一個穿孔又各與周邊環繞的五瓶相通因此，六聯瓶雖然由六隻瓶子所組成，其實瓶身卻彼此相連、互通最難得的是周邊的五隻瓶子，大小近乎相等，於黏貼過程又必須對準主瓶的穿孔，由此可見乾隆官窯悉心照顧細節的特色清雍正琺瑯彩山水碗高6.9公分，口徑14.9公分相較於康熙時期的琺瑯彩瓷，雍正官窯的作品，逐漸往視器面如同畫面的方向發展，此時彩色底釉漸為白釉所取代，畫琺瑯人彷彿在素白的紙或絹上作畫，無論是由宮廷畫家親自執筆畫圖，或者只是提供畫稿讓畫匠來依稿繪製，在追模文人書畫雅趣的訴求下，琺瑯彩瓷的圖繪愈發精緻細膩，完全以比照院畫水平為能事此品侈口窄唇，弧形深壁，矮圈足薄胎白釉，弧形碗壁一面彩畫藍料山水，畫中山崖石壁上由細筆描繪出來的線條，為表現陰陽向背所暈染出來濃淡色澤，與凝聚於山頭的苔點，以及溪旁的林樹、舟渚、茅屋等無不精細入微，大有提供觀賞遊覽之功能另一面以墨書題寫：「一江綠水浮嵐影，兩岸青山夾翠濤」，題句前後並以红料描畫「壽如」、「山高」、「水長」三印底素白，中心以藍料書「雍正製」，四字宋體款。

清乾隆粉紅錦地番蓮碗高7.6公分，口徑15.9公分，足徑6.9公分此碗侈口、深弧壁、矮圈足，外壁施淺粉紅色底釉，其上再錐劃蔓草及回紋粉紅釉彩之上，又以各色彩料畫出纏枝番蓮花，近口緣加飾一圈藍料回紋，碗心彩畫秋葵花一簇，器底以藍料書「乾隆製」四字楷款整件作品壁薄如紙，繁花似錦，敷彩淡雅，線條清晰，不失為乾隆官窯的代表作乾隆官窯善於製作繁密的瓷繪，如「粉彩花卉瓶」已極致地表現出琳瑯滿目的花朵相較於「粉彩花卉瓶」，此件作品似乎更為考究，淺粉紅底釉遠看似一層薄的素色底釉，近觀才發現釉面已先以針狀工具逐次剔除底釉，營造出錦地紋再於織錦的底紋上彩畫各種花卉，表現出錦上添花的多層次裝飾風格依據造辦處檔案的記載，御窯廠曾燒造綠地、黃地、白地、紅地、月白地「錦上添花」的瓷胎琺瑯，此此可見錦上添花紋飾流行於乾隆朝的情形清乾隆粉彩開光花鳥雙連瓶高20公分，最寬8.2公分，口徑4.2公分，底徑5.9*2.8公分瓶作扁圓形，為凸顯別出新裁的造型，兩隻扁圓瓶以前後錯開但腹部相連的形制出現口作唇邊向內斂收，短頸、長方形矮足，胎骨厚重，瓶面滿飾藍、紫錦地圖案，錦地之上再彩畫各式纏枝花卉雙連瓶腹部中心兩面開光，分畫梅花、喜鵲及水仙、鵪鶉，由於兩器相連，故前後兩面的開光，皆因交錯之故而各出現圓形與半圓形的作法，此變化亦與藍、紫兩色釉彩的交叉出現共同形成有趣的對應與變化器內及底皆施湖綠色釉，底以青花書「大清乾隆製」六字篆款雙連瓶的形制，已見於乾隆之前的官窯和民窯乾隆官窯為表現其卓越的承造能力，故於前人的基礎上無不儘力燒造「雙管瓶」、「三級瓶」、「四喜瓶」、「五岳瓶」、「六孔瓶」和「七孔花插」等，同時足以展現技術與想像的瓶式